事权的纵向配置以相应的资源配置为保障。

这是一个典型的运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说理进行裁判说理的例证。[55]胡仕浩、刘树德：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原则、目的与价值——《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理解与适用（上），《人民司法（应用）》2018年第25期，第30页。

在立法或决定的草案说明中，既可以看到关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的模式化阐述，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进入专题： 宪法说理 宪法解释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解决这一矛盾，有必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宪法内涵阐明机制。3.立法和决定的宪法依据说理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中，有接近三分之一的法律在第一条规定了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内容。不论制度变革最终导致宪法的修改或宪法的解释，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都需要通过宪法说理阐明制度变革的宪法价值和宪法依据。

当国家机关的职权出现重叠、交叉、空白、冲突的情况下，最高权力还需要通过对权力界限的判断解决职权行使中的上述问题，例如越权立法或擅自削减法律义务等等。但是，上述原因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需要重新进行思考。1979年之前，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中，国家否定了个人的独立性，国家—个人关系没有制度性保障基础。

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之间的不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创设处理行政法与民法关系的规则。[6]1982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制定海洋环境保护法时，主管行政部门对关于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的规定，坚决不同意。我说，宪法规定的‘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就包括了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其中的‘控告就是可以向法院起诉，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行政诉讼的根据是宪法。1949年之后，我们截断了以六法全书为核心的中国民国法律体系历史，引入苏联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试图以五四宪法为核心构建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法律体系。

若硬要在公私法二元论框架下讨论这个问题，那么，也是在讲西方法学理论时作为一种法知识来介绍。[5]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建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七部法律，同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制定了《逮捕拘留条例》。

以不动产登记为例，不动产登记是行政确认的一种行为类别，性质上属于行政事实行为。[40]申卫星：《构建公权与私权平衡下的中国物权法》，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4期，第15页。传统的命令—服从单方行为模式显然不能解决上述问题，因此，行政法导入私法自治的观念与规则，政府与社会机构开展广泛的合作，成为现代行政法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28]《民法典》第293条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

如有学者所言：民法典应当通过其与部门民法的功能区隔，通过各种公私法沟通管道的作用，通过有逻辑、合目的的体系安排，建构起一个稳定而开放的结构，以成为自治规则的母体和自治价值的依归。2. 行政确认与民事权利的保护。在德国民法典中，借助于民事法律行为，私法自治成为近代民法体系的基石。这是因为，行政具有极强的目的性，且具有多变性，对此立法机关必须保证行政介入私法自治有相当的灵活性，不宜在《民法典》相关条款中固定行政的内容。

正如有学者所言：现代国家的作用实际上已经从安全保护之目的扩展到虚拟的‘无所不管。[8]查士丁尼：《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6页。

结语 拉德布鲁赫在1929年曾经预言：行政法是社会的法律，在将来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中，如我们所料，民法可能会完全融合在行政法之中。尊重私权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

在上述条款中，立法机关不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具体事因，不规定此种情形下订立合同的权利义务具体内容，而是把具体事因和具体内容交给法律、行政法规来确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西方社会，不仅有发达的私法体系，而且也有浓重的尊重私权的观念。文章来源：《当代法学》2021年第3期。即在《民法典》中设置为行政权介入预留管道的条款。不动产登记行为是国家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不动产登记局）作出的行政行为，与此相关的法规范通常属于行政法规范。2.制度：限缩行政空间。

[10]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把公法与私法的区分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前提，[11]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 6 条规定：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全国不动产登记工作。

对于中国当下来说，我不能因为征地拆迁中钉子户的不合理诉求和信访中专业户缠访等，就断言宣扬私权保护过头了。我们知道，私权保障和私法自治是民法的结构性原理和逻辑起点[1]，然而在中国，这样的法观念确立与发展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的事，并无多长的法发展史可言。

在这里，民法和行政法不再互相排斥，而是互为补充。[7]苏永钦：《寻找新民法》（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页。

与之相匹配的行政法以国家-市民二元结构为基础，以控权理念为指引，以干预行政为骨骼构建了一个公法体系，旨在保护私权并为私权提供有效救济。实务中，凡不动产登记中申请人与不动产登记机构发生的法律争议，属于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对于高空抛物这样的民事侵权行为，之所以《民法典》引入公权力，显然是仅凭谁主张谁举证这样的证明责任分配，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是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基于上述考虑，本文拟从中国行政法史简考切入，分析中国法背景下的公、私法交织现象及其成因。

但是，当我们接受公私法二元论时，它已呈式微之势了。从这一意义上讲，民法典的体系构建，特别是在内在体系上是不可能没有行政法因素的。

[1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当下法治国家中，公私法交错融合已是不争的客观事实。

[3]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第2版上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90页以下。另一方面，行政法中行政权的强制性开始软化，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开始趋向平等化，民法中平等自由等法律精神渗入行政法，改造了行政法传统的观念与思想。

2020年《民法典》的制定，可以说我国民法是国家不断退出社会和市场的产物，是自治不断突破管制重围的结果，这可谓我国民法发展的一个特色。[10]《列宁全集》第38卷，第587页，转引自佟柔主编：《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从历史经验看，民法的繁荣是以公法的发展为前提的，若国家对公权力配置和行使不进行自我控制，民法是没有生存空间，至少空间相当逼仄。[16]（2）公法矫正私法自治不足。

私法自治是民法的灵魂。[27]参见《行政许可法》第2条。

本文认为，行政法与民法并不是天敌，而是协助与互补的伙伴，保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平衡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构成了现代行政法与现代民法共同的目标和任务。[21]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14][德]Eberhard Schmidt-Aβmann:《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林明锵等译，台湾元照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311页。法律赋予行政机关司法性行政权，使其在民事主体就争议不能作意思表示一致的情况下，获得了介入民事争议处理的权力。